是病吗？不是病：BDSM去病化简史

我们在最早的科普中就说过，最早思慕是有被污名化的。直到之后时代的发展，才慢慢正视了人的欲望，去掉了污名化的标签。

那么思慕的去病化之路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本文打算跟大家从各个角度分析一下。

“医生，我是不是有病？”这是心理科很经常出现的开场白。从精神病理学手册的“性变态”条目再到被学术界承认的“成年人间自愿的亲密实践”。专属于思慕的去病化之路走了很久。

所以就跟我们一起，来谈谈这条已经走了很长，未来将继续努力的道路。

关于思慕去病化的转折点，一个很关键的点是1973年，美国精神医学学会（APA）将同性恋从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》（DSM）中删除。那个时候思慕还被列为“性欲倒错”。而直到四十年以后的DSM-5发布，这个标准才转变为“只有当这些行为引起临床意义上的痛苦时才构成障碍”。

也就是说，在这一年，享受思慕的健康人终于被医学界官方赦免。

这样的转变并非凭空来临，而是许多人长久的努力。例如，在加州大学研究员查尔斯·莫瑟（Charles Moser）2001年对一千名SM实践者的调查显示，这群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与普通人群无异，有些人甚至更善于沟通和设定界限。

这份报告出现在《性行为档案》期刊，也就代表着许多人实际上把医学判断与道德偏见相混淆，

除了在医学判断与道德层面，法律层面上的转变也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。在不久后的2016年，德国科隆地方法院审理一起SM纠纷案时就曾出现一位意想不到的专家证人——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·斯派塞（Andreas Spengler）。

在那一场纠纷案中，安德烈亚斯·斯派塞带着1980年代开始积累的学术研究出庭，向法官解释“安全、理智、知情同意”（SSC）原则成为思慕社群的通用伦理的逻辑。这场庭审后来被法律学者称为"床笫间的米兰达警告"，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它首次在司法层面区分了"合意SM与“暴力伤害”。从此，思慕和暴力狂也有了区别，思慕的去病化在法律层面上迈出一大步。

彼时思慕依旧被大部分人所抗拒，在很多人眼里，思慕是见不得人、需要被隔离的。英国SM社群活动家约瑟芬·琼斯（Josephine Jones）在2000年初的回忆中这样写到：“在组织“虐恋教育工作坊”时，不得不借用殡仪馆的场地，这是唯一愿意租给我们的场所，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和死亡一样需要被隔离。”

时间在流转，思慕的去病化道路也在不断前进。就像是2020年，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开设《非常态性行为研究》课程。在这个课程中，教授选择一个红色皮鞭做道具，对如何测量击打力度进行展示。课程设计师的解释是，当学生们亲眼看到安全操作示范，那些基于恐惧的偏见就会消散，

在学术方面不断努力的趋势，也正在重塑公众认知。牛津大学于2022年的研究显示，接触过正规思慕科普/教育的大学生，对多元性实践的接纳度比普通人高出47%。这样看来，知识是最好的去污名化工具之一。

进步是显著的，然而发展时间有限，也不是马上就能改变大众群体对思慕认知的。在媒体平台播出包含思慕剧情的剧集的时候，经常会有一些具有极端感的评论阵营。一方欢呼“被看见需求”的同时，另一方坚持“需要心理干预”在医疗现场也会有一些接受信息相对迟滞的医生对思慕有多重看法，

残余污名化最戏剧性的体现大概就是，思慕实践者的生活也是相对割裂的。可能在体面的律师、老师的衣柜里，上班穿的正装旁边放的就是play小玩具。但是工作的经历可以被写进简历，在大众的眼光下，play的玩具永远都是藏在内心鲜为人知的秘密。

也就不难发现，从DSM手册的修订到大学课程的设置，当代思慕的去病化就是一面镜子。从中折射出的，是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人们对“正常”这个定义的不断删改增减。或许有一天，当我们停止用病理学框架对他人的欢愉进行审判，才有资格对真正的性健康进行谈论。

现在的我们会惊讶于过往同性恋被电击治疗甚至化学阉割，但是在以前，这是正常的事情。未来的某天我们也许能更接纳思慕一点，思慕也会褪下更多的病态外衣，更加规范与正常，变成平常的一种自我选择。

参考文献

【1】《欲望的伦理：SM实践中的道德框架》（Moser & Kleinplatz, 2006）

【2】DSM-5修订委员会会议纪要（2013）

【3】英国《性学刊》2021年SM社群心理健康调查报告

【4】 乌得勒支大学《非常态性行为》课程大纲（2023）